我希望教出这样的学生：
把自我实现和对他人的关切有机地统一起来；
胸襟开阔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时时反思自己并自由地追寻美德；
能够从问题和实践出发不断创造知识和更新思想；
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用整个一生去追寻生命的意义；
终生保持神圣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汲取人类文明的精髓，探索人类精神的高峰。
应该承认，我不是一个天生就有教育情怀的人。我之关心教育和形成自己对教育的认识首先不是因为对教育学书籍的阅读，而更多的是因为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对我造成的强烈刺激。因此，可以这么说，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但对目前中国基础教育的弊端，我可能是体会和感受得最深刻的人之一。
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愤于社会的不公，我的理想是去当法官，主持正义。高考时报考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但因考得好了一点，鬼使神差地进了北大历史系。不过当时我的同桌却对我说：“你应付考试那么厉害，要是你当老师那多可怕，肯定能教出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如果我愿意去搞应试，很可能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的一些高考失败的同学就因听过我传授的应考诀窍而豁然开朗，纷纷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竟然在复读一年之后差点考了我们县的状元。我也确实作过这样的设想：如果我去搞应试？能不能创造出一个班大部分学生都考上名牌大学的奇迹？
但实际情况是我读了北大历史系，没有读师范。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北大。最初一年是在石家庄军训，还没见识真正的北大，我已经受到很大震动，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优势没了，我在某些方面很无知，很无能。我不会唱歌跳舞，也不会踢足球。同寝室的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根本就闻所未闻，他们还在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甚至连看都看不懂！这时我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
在高中时，我是同学当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比较渊博的人，公认的不是一天到黑蒙头读死书的人。但大城市和农村，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环境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些都不是我自己所能左右的，除非我有幸在中学时碰到郭初阳或者现在的我这样的老师，但这样的几率几乎等于零！仅以书本知识而言，连国际广播电台的定向委培生，考试分数比我们低百来分的，英语口语和听力也远比我好！要说成绩，只要是正取生，谁会差呢？省状元市状元多的是，何况一个县状元？而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就算我考的是省状元又有什么意义？能够记忆背诵死板僵化的历史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数学题又算什么？所以当我教书以后，我对我的考省状元的学生毫无印象。我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那算个啥？爱因斯坦是什么状元吗？鲁迅是什么状元吗？状元管什么用！”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是状元我就感到羞愧，因为我觉得自己觉悟太迟。在北大，分数不算什么之后你算个啥？就算分数能算什么你又算个啥？有真正的知识能力和创造才是本事。我是一个极其好强和自负的人，当感觉到一当评判标准变化，分数并无实际意义之后，我不是实行鸵鸟政策来自我保护，顽固地捍卫并无实际意义的标准。而是看清和承认自己被剥得精光，一无所有的现实之后而知耻后勇，重新开始，拼命地学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实际上，在军训的时候我这种差距感还不是特别明显。到北大后我才真正地傻眼了：这里有国际马拉松冠军，有全国围棋、田径和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有父母是大学教授从小家学渊源读书很多的人；有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金牌获得者；有能独立举行舞蹈和钢琴专场演出的学生。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社团活动组织晚会也没我的份，因为大城市和重点中学来的学生这方面能力很强，我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发现自己中小学十二年的读书生涯中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回到家是我们中学的骄傲（我是我们中学建校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家人的骄傲，亲戚的骄傲，乡亲的骄傲；回到北大我却感到非常自卑。我说过，我很要强，而且即使在北大这样一个精英云集的地方，我也对自己的智商和天赋充满自信，就是我的北大的同学也对我说过：“你清晰和独到地思考、概括和陈述问题的能力让我吃惊！”但光有智商和自信没用。我学的是文科，大家知道，相对于理科而言，文科更强调积累，无论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都需要以大量的阅读为基础。这个时候，先不说创造能力，当我从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象旧社会的长工，一穷二白。
上大学前我也确实看过很多书——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大量的体育军事类杂志，读完高中眼睛已近视到一千度。但这些通俗的低端的文化知识对学术研究毫无用处。你是学历史的，别的不说，《二十四史》你看过吗？《剑桥中国史》你看过吗？民国学术中的历史著作你了解吗？各种野史笔记你看过吗？降低点标准吧，《史记》《左传》你看过吗？顾颉刚、傅斯年你知道吗？费正清、黄仁宇、余英时你听说过吗？我们不是老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吗？那么马克思的原著你看过吗？还有，历史哲学的一些大家你知道吗？汤因比、柯林武德、刘知己、章学诚？好了，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就说中国古典文学吧，《楚辞》、《乐府》、《文选》、《古文观止》、《全唐诗》你读过吗？《诸子百家》你浏览过吗？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再有天赋，智商再高，自信心再强都没用了，看这些书得花多长时间？与鲁迅、陈寅恪、钱钟书甚至我们系的老先生周一良比较一下，你不能不感慨和愤怒：起点不公平！这个时候我开始恶补，拼命地买书，看书。
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但是请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看书需要时间，你十九岁进北大，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除了认识几千个汉字，能背几千个英语单词，你还懂什么？其次，不仅是时间问题，某些东西必须在适当的阶段接触和学习，一旦错过最恰当的时间，你就再也补不起来了，补起来也是一个疤！最后，从同学间的比较来看，与那些生长在大城市，容易得到好书的同学，与那些家学渊源的同学，与那些中学时代遇到过好老师的同学相比，你很难再追得上了！你在努力，你在看书，别人难道成天玩坐等你追赶吗？因为痛感差距太大，因为陡然打开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大世界之后的强烈的紧迫感，我没法以一种从容的心境去把这些书读透，而是以一种狼吞虎咽的方式，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恶补，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之内浏览了诸子百家，跑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还有《全唐诗》《剑桥中国史》，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等大量的书籍。这样的速度能读出什么来？结果可想而知。
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接受的基础教育，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我痛骂教育体制，痛骂课程设置，痛骂教材，痛骂我的中学老师，声称对我的高中老师“一个也不宽恕”！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实现自己的成为学贯古今中西，博通文史哲，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或者学术大师的梦想恐怕不太可能了。于是，我突然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我为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史学大师感到深深的遗憾！我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要是能培养出鲁迅、王国维这样的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呀！我为这个梦想激动万分：要是那些有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爱好和天赋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该多好！如果继续读研读博，之后留在大学任教和搞研究，我最多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学者而已！但如果我当中学教师，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呢？因此，虽然班上同学公认我与其他几个同学是最适合搞学术的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是考虑了选择到中学去教书。在当时我们可能的出路中，以功利的标准看，到中学教书被认为是最差的选择——无权无钱，前途早已注定！而当时的我也无力对抗这种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评判，也觉得去教书是比较没有出息的，让自己感到羞愧的行为，所以始终不敢告诉同学我想去教书，而是声称自己准备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去中学教书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复习。
尽管如此，我的选择还是坚定的，于是我到成都公认最好的三所中学四、七、九中去找他们的校长，要求去这几所中学教书。他们说：哎呀，北大的，我们欢迎，但历史老师需要得少，至少今年不要。后来还是自贡蜀光中学接纳了我。这也是一所在四川很有名的中学。刚到学校报道的时候，同事听说我是北大的都感到很惊奇：我们已经读到师范了，没有别的出路才教书，你北大的有的是好去处，到中学干什么？有的问：你的女朋友在自贡吗？还有学生和老师私下里传说：他在大学一定犯过错误！
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进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因为痛感自己中学时的上当受骗，一定要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由于我自身对教育理解的肤浅和教学技巧的严重匮乏，以及在实践自己的理想时极度缺乏策略，由于我性格太过张扬，也因为环境的严重僵化、封闭和压抑，我觉得自己如置身于疯人院一般。找不到知音，找不到出路！终于在自贡蜀光中学教书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夏，我毅然离开自贡到了广州，希望从事别的工作。
如果说当初从中学跨入北大，从乡村到北京带给我巨大的震撼，让我感到知识和视野的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次从自贡到广州，从学校到社会，我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又一次感到：我落伍了，我乡巴佬了！我无能！1997年互联网兴起时正好是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但我一直拒绝电脑，拒绝上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科技产品是反诗意的。这种拒绝一方面导致了我对电脑基本操作技术的陌生，也使得我因没上网而丧失了对很多新信息的了解。
我到了广州之后，首先寻求的是报社工作。现代的媒体工作是不可能离得开互联网的。去单位试用之前，我才要我的同学教我怎么打字，怎么上网；我不知道网络上还有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我听同学谈起IT，八卦新闻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intel公司是干什么的，还有很多方面的不适应。天，才在一个小城市的中学里呆了三年时间，与当初同样起点的同学之间又拉开了距离。虽然我读了很多书，但我发现，这些书对我的工作帮助并不大，或者说这虽然是一个基础，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首先是因为一般的工作都使用不上这么多高端的文学、学术知识和思想；其次，即使有关联，也必须是以符合工作需要的方式加以灵活的运用才行。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综合的能力，比如要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情景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一方面因为工作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我在最初的几个工作岗位上都很失败。因为有电脑，英语能力，有工作经验的新出来的大学生太多了，这些条件我却都不具备。比如，网站一般要求会网页制作，我不会；我到外企或者某些跟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多的中资企业去面试，人家要用英语面试，我学了十年只会读不会听和说的傻瓜英语，这一关就过不了；我参加了半个月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员的培训，结果当出去卖保险的时候，我根本没法开口向人家推销。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求职失败的体验，我发现我的问题都是死板的书本知识解决不了的。找工作的受挫如初进北大感到差距时一样，让我产生失败感。但是我庆幸在这个年龄走出了学校，如果再过两年，我还有勇气出来吗？我出来还有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吗？我是不是就除了教书啥也不会了？那样我还能保持我的个性吗？丧失了生存能力我还能有自由吗？
最后我这个网络技术盲居然在一个网站找到了工作。这次起作用的是我对足球的狂热爱好。因为我做的是足球频道，跟我在学校里学的专业以及我读过的书本毫无关系。我一边做一边学习电脑操作，同时还要能策划栏目，能写专业的体育评论，会翻译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要能够协调好人际关系。
这次从书本走向实际的工作，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书本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巨大距离。除了工作能力上的考验外，我还要承受颠沛流离的心理上的无家感不稳定感和孤独感的折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我给学生传授了大量高深的文学思想方面的知识，除了以后搞学问和当职业作家的极少数人之外，他们需要得了那么多吗？尽管是真知！我给了学生真知，但那也仅仅是书本知识而已，我引导他们自由思考了吗？我让他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和学习了吗？我注重他们的情商以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等这些方面的培养了吗？我从超越知识、学科和学校的大的视角来审视和考虑过整个教育吗？
书本知识和实际应用，学校的教学内容、环境和评判标准与社会的需要之间的差异何其巨大！教育要指向未来，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却远远落在了社会后面；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实践能力和创造力，我们却只注重死板的书本知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冒险精神和不断学习的愿望能力，我们却根本不将之列入教学目标，或者过早地扼杀了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这次经历对我的刺激依然是非常强烈的。光有课本上那点东西，让你做个副刊编个文艺版或者编个体育版你都做不好！我跟报界和出版界的人接触比较多，我发现他们在思想视野见识以及对新知识的敏锐方面普遍比中学老师好得太多了。这一次经历再次强烈地冲击了我的头脑，使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一个好人，而且要培养一个有用的好人，或者说培养一个有用的公民。它影响到了我再次到学校——即到杭州外国语学校之后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行为。
2003年４月到６月，我在浙江省最好的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短短两个月的语文。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否定第一阶段的教育理念，依然首先对学生进行洗脑，给学生大量介绍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电影、摇滚，绘画等各方面的课外知识，打开他们的视野；依然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在当下特定背景下仍是必要的，尽管在常态社会这对教育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我启蒙的方式依然是居高临下的和灌输式的。当然，这并非课堂的常态。同时，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重对学生的一些其它方面素质的培养。比如，上课回答问题，很多时候我都叫学生站到讲台上面对全班陈诉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可不可以就在下面说。我说不行，你必须习惯站在台上面对众人的目光从容自若地表达或表现你自己。要是站在台上讲话都不敢，你以后怎么当领导、当主持人、当记者、当老师？怎么跟人打交道？你怎么有基本的自信心？我问学生：你们想一想，你上了大学之后，如果要搞研究，你现在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如果你走向社会，你又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文学社办杂志，我大力支持。就这么一个很通常的课外的活动，能够锻炼他们的地方也太多了：要为杂志社拉会员，要自己筹集资金，要自己设计封面，要自己根据学生读者的需要策划栏目，要自己约稿撰稿；杂志内容可能涉及文学、思想、音乐、电影、社会、生活等等，这样学生没有广阔的知识面是不行的，这种实践的需要会刺激学生去学习，去创造；杂志做好之后，学生要自己在学校里做广告销售。所有这些跟学生走向社会之后的实际工作情景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场所还是在校园里。这些东西都是学生在一般意义的课堂上学不到的，当有的学生觉得做杂志耽误了学习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就这样开导他们。我想，这样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学生，真要他们走向社会去做杂志或报纸的时候，他们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感，仅仅因为他们有过这么一次小小的经历，他们在以后面对一些类似问题的时候就会比那种只会考试的人有更强的能力和自信心。
由于时间短暂和条件的限制，我没能去探索更多的做法。同时，由于我仍然没有真正走入教育内部，我的课堂教学仍然极度缺乏技巧。这主要还是因为我自恃知识渊博思想深刻而根本对课堂设计和技巧不屑一顾，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由于缺乏自觉的理论意识，我的某些做法带有自发的性质，比如有时我也会让学生参与对话，会考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再加上我强大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应变能力，这个时候的课堂效果就非常好。上完课之后学生很兴奋，我也很愉快，有很大的成就感。而每当我违背了这些基本的教育规律，学生往往就很被动，有时听得不知所云，有的学生就做别的事情去了。从我的切身体验来看，基本的教育学心理学素养、对课堂理念的思考、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反思意识都太重要了，如果我更早具备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反思意识，那么我不会走这么长的弯路，教了三年书还没入教育之门。当然，课堂虽然重要，却决不是教育的全部；教材虽然是基础，仅局限于教材却是远远不够的。我的问题主要在这里。而很多老师恐怕就是知识、思想、视野和教育学素养等都缺乏了，而所谓技巧还可能是同样违背了教育规律的缺乏思想支撑和基本真诚的伪技术。
其实，只要有注重技巧的意识，在我深厚的知识及思想功力的基础上，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技巧和方法是重要的，有了技巧之后，深厚的内功才能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威力。知识思想和技术的关系就如武侠小说中内功和招式的关系。张无忌身具六层境界的九阳神功，有天下无敌的可怕内力，但也还需要乾坤大挪移的心法，需要太极拳剑来将深厚的内功发挥到极致！当然，练拳容易练功难，学习技巧容易，积累知识和思想难，它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但知识思想功底深厚的老师往往漠视技术也非可取之道。当然，技术也有真伪之分，技术背后必须有符合教育规律的先进的课堂理念和真知作支撑，否则，技术越精湛，起到的效果可能越糟糕。
还有就是我依然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顾“最近发展区”这样的基本的教育规律。我总是觉得很多内容过于简单，匆匆几句话交代过去，而迷恋于讲高深前卫的知识和思想，根本不顾及学生的接受和消化能力；我依然对学生进行知识轰炸，很多时候只图自己讲得痛快，而很少让学生参与，也很少去了解学生的感受和想法；我较偏爱文学和艺术方面出众的学生，而较少顾及其他学生的感受；除了思想启蒙之外，学生的人格培养方面我基本不关心；我在课堂上气势慑人，再加以学生眼中惊人广博的知识和高深的思想，他们根本不敢起来发言。在课堂上，我对学生是一种居高临下而非平等的姿态，可我反而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提问？为什么不站起来反驳我——我给学生创造了这样的进行质疑和讨论的环境和气氛了吗？我有自觉引导学生质疑和思考的意识吗？
我依然对引导学生在多元观点之间进行思考和比较选择缺乏足够的意识，而沉迷于思想灌输。应该说，有些老师也对我进行了提醒，但我对他们的意见根本不屑一顾。过度自负带来的封闭，导致我难于实现视角转换。我想跟我类似的一些老师也当警惕，千万不要自我封闭，要持续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进行反思。同时，我仍然缺乏足够的热情去寻求和接触教学类的书籍和杂志，也不知到哪里去寻找。因为以前看过的几本垃圾教育书籍（我在广州时曾买过四本广东省教科所的研究人员写的教育类书籍，这几本拙劣的书籍倒尽了我的胃口，我还以为教育学就是毫无实际价值的伪科学。）以及大量的垃圾教育杂志已经让我根本不想去接触它们。
虽然在此之前对教育也有一些思考，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在教育方面没有入门，我观照教育的角度跟人文学者和作家并无多大差异。尽管由于有特殊的经历和体验，也有过课堂经验，我对教育就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但仍然直到2003年10月到《教师之友》杂志做编辑工作以后，我才逐渐地实现视角转换，开始进入教育内部从教育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从宏观的角度思考面对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的挑战，我们的教育何为；才开始思考课堂理念，关注教育细节及课堂细节；才开始逐渐从人文学者的自由公正和体制这些教育外部视角向教育视角转化，而这个时候促使我视角转化和提升对教育认识的因素有三个：
首先是对《教师之友》杂志的阅读，这种阅读带给我的感受是冲击性的，是全新的。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怀抱理想、关注和思考研究真问题的教育杂志。我读《教师之友》读得非常累，有时候读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要出去转好几次，杂志当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对于一个长期思考教育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新奇，但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因为那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关注、思考过，或者虽然关注但没从教育角度思考过。而我又不是简单接受别人观点的人，我必须把作者思考的问题也从头开始思考一遍，同时我还在网络上看一些教师的课堂实录和思考教育教学的文章，这样我才开始逐渐对教育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第二个因素是和杂志执行副主编李玉龙随时随地的探讨，这种探讨对我认识一些问题也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就是对一些重要的教育书籍和文章的阅读也提升了我对教育认识。我最初阅读的两本比较有价值的教育类书籍是在自贡时读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和《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这两本书对语文教材文学性的关注以及对意识形态异化教育的批判切合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对教育的关注点；其次就是两年后阅读的肖雪慧老师的《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老师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中的思想资源以及人文学科的思想成果，把中国教育的外部问题基本都谈透了：比如教育公正、教育自由和教育的人道主义性质等问题；最后就是到《教师之友》杂志社之后读的三本书：首先在宏观视野上在理论上给我带来巨大冲击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学会生存》，这本书的首次出版是在一九七二年，虽已距今四十多年，但它对我的冲击依然是巨大的。它综合二战以后的教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思想成果，从现代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挑战及对人的要求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整个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思考，其思想的穿透力和格言式的语言表述都带给我巨大的冲击，该书堪称博大精深。但我得承认，如果没有随自身经历而来的，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切身感受，我读这本书未必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也就是说我是在比较适合的时机读到了它。书里面表述的很多观点对我的启示都如醍醐贯顶一般。由于其太过博大，我无法一一例举，仅举四点为例：
首先，书中指出学校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封闭性，教学活动如同司法活动，倾向于形式化和公式化，倾向于重复过去。教育封闭性的说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它的管理权是封闭的，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垄断；教材的编写长期以来是垄断和封闭的；教师等教育工作人员是封闭的，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很难有机会进入教育系统；学校对社会是封闭的，学校很少请各界人士，比如科学家、学者、企业家、新闻记者和作家等等到学校来做讲座或者兼课；教育的场所是封闭的，老师学生很少走出学校去打开眼界，去学习，去了解社会的需要；评判标准是封闭的，无论是对教师的评判还是对学生的评判，从而在现有教育体制内部认为有用的知识、认为优秀的教师、认为优秀的学生、认为有价值的知识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就未必是有意义的和合理的。那么，从各个方面打破封闭性对我们的教育就将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我认为，所有师范毕业生都应该有机会进入社会，从事和体验一下别的工作，那么他们将对什么才是对学生未来发展有价值的教育有更为深刻和直观的认识。
书里对教师角色的转换作了这样的描述：教师从一个知识的传递者变成一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学生思考的引导者和激励者，一个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个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这样的道理现在看来已经很简单，关于教师角色的说法也不少，我仍然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准确的。这个关于教师角色的定位都让我想了好久。因为原来我就只重知识传递，我认为我比学生高明，我认为自己真理在握，我在课堂上几乎很少让学生参与，很少让学生提问，很少启发学生思考，自身知识和能力越强的教师越容易犯这种错误。实际上，教师的博学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学生的优秀，教育成果只能体现在学生的成长上。如果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就难免产生对老师的依赖心理，既提不出问题，又不能独立解决问题，知识传递的过程也因缺乏学生主动的思考而危机重重。如果学生仅仅记住了一些呆板的结论而没经过自己的思考，没有将之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如果学生在接受知识的时候没有同时获得思维的训练和拓展；如果学生对书本和老师都产生了迷信；如果学生接受的是单一的结论，而不是开放的论争和对话中去独立思考，那么这样的教育其成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其实，课堂的进程是不可预料的，方向是可能变动的，教师的意见也仅是众多意见之一，答案也不总是那么单一确定的；老师将机会先给孩子意味着尊重孩子独特感悟和理解文本的权利，也意味着教学的深度和难度是基于孩子现在生命阶段和理解力之上，并且不扼杀可能导向独特的创造性的方向；同时平等和自由的对话能激发学生的思维、灵感和创造的潜力，以及培养容忍异见和习惯于平等对话的民主人格。但是有质量的对话与无质量的对话应当有所区分，教师要在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的时候不放过，在学生提出无价值问题的时候不浪费时间，在该引导和打开的时候引导那么一下。此一关键时刻则可深见教师之功力。
当然，有的老师只注重一篇课文如何上的做法也是成问题的，因为课本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学生需要具备一个基本的知识思想视野。就这个方面而言，教师理所当然地有打开学生视野的责任，就现在老师的视野而论，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否做到这一点，我是十分地不乐观。
书上又说：学生学习的过程越来越变成一个研究的过程，既然我们需要的知识和技术需要不断更新和重新发明，那么学会学习就比简单地记住一些僵化的结论重要得多。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人类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知识成果就不需要继承了，只是不能以僵化的方式而必须在研讨对话的过程中来继承，并同时收获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仅举上面一例就可以看出教育学视角对老师来说是多么重要。道理虽然简单，但若无此种视角，有些问题终生不可得解，我们会认为自己的教育行为完美无缺，无需反思改进。而教育学一方面指导我们规划和实施课程的整体构思，一方面又成为我们反思教育实践的理论武器。因此，我斗胆下一个结论：缺乏教育学和心理学素养的老师肯定不是一个真正优秀和专业的教师，甚至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如果标准高一点的话。而一个教师的知识结构就由人类文化大视野，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三部分组成。前面两部分虽也非常重要，但体现一个教师专业性的实际上是后者。
书中提出的四个学会也给我很大启发。四个学会是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和学会共同生活。核心是学会生存，而学会做事这一点，就已经是基于社会真实需求的考量。在这里我想联系我对智能观的了解过程来谈谈。传统意义上我们重视数理逻辑智能，一种不关涉真正创造和实践的呆板智能。后来有人提出了非智力因素或者叫做情商对人的成功和发展的重要性，然后加德纳提出了多元智能，而斯腾伯格则提出了成功智能的观念，这给我的启发很大，也对我们如何评判教育成果有意义。比如，什么叫做学生的语文成绩好？能写出好文章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乱七八糟的考题则无多大意义，因为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对语文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上面。那么学会做事也是同样的道理，要能做出为社会所认可的成果或者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僵化的书本知识，至少还需要不怕挫折和困难的精神，而情商即对此作了涵盖。我们的教育的最低目标起码要达到使孩子在这个充满挑战，瞬息万变的社会能够从容应对挑战，活得很好。因此，本书虽然也关注孩子的品格的培养，比如宽容民主精神，比如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理解等等，但主要着眼点还在培养孩子的能力。因此有的人过多地把眼光放在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孩子做一个好人上就显得很初级了。
第二本书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如果说上一本书在理念上给我带来冲击的话，这本书则以作者宗教般的教育情怀，高度人文化的教育和在艺术、文学、科学和技术教育方面达到的水平和高度让我感到震惊，而其时间还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该中学教师的整体水平也让我感到震惊。我感到了我们的教育在精神境界和水平上与世界先进国家教育的巨大差距，也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科技也比我们先进太多，在那种环境下仍然能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大师的原因了。他们让孩子读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留给老师大量时间看书。他们的中学老师居然有能力给学生作关于最前沿科技的讲座，能和学生一起设计组装汽车，等等之类不一而足。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新课程所追求的东西他们大部分都做到了，比如对文学艺术的重视、对生命的关注、对学生实践创造能力的培养等等。要说不足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缺点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其公民教育存在一些问题。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比，我为自己对教育投入的不够精神境界不够高以及专业素养的不足而感到惭愧。
第三本书是钟启泉主编的《〈课程标准纲要〉解读》一书。这本书在综合国外最新教育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下教育现状，对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思考和教育教学建议。我认为此书对中国老师思考教育和进行实践探索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中提到的教师三境界说法很有意思：第一境界是品格高尚的教师，第二境界是学识渊博的教师，第三境界是一个专业的教师。专业教师的标准把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教育学素养、教学技巧都包括在内了。
尽管对一个教育者来说，广博的知识和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都是必须的，但有了这些，不等于能教好书，更不等于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教育者。我虽然关注教育，但我的关注点集中在知识传递上，我的精力主要放到了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前沿追踪而不是对每一堂课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上；我是从教育外部而非教育内部考虑问题，我是从宏观而很少从微观的教育细节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对一些教育方面的关键问题缺乏思考；从知识结构上来说，长期以来我严重缺乏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视野，我甚至不知道“最近发展区”这样最基本的教育学理论，我对“以学生为主体”的说法嗤之以鼻，而缺乏对课堂中教师学生关系和角色的思考。
现在一些优秀的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探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比如如何进行对话，如何解读文本等等。但我觉得，无论这些做得多么精彩，但别忘记，这仅仅是如何学习书本知识而已，仍然是局限在书本、教室和动嘴的层面。而教育还应该有基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的，基于实际工作情景的从而能真正锻炼学生能力的课程设置，就目前环境而言，似乎还很少有空间让学校和教师去进行这样的探索。而从很多老师对《穷爸爸，富爸爸》缺乏教育感觉和不以为然这一点来看，恐怕还不仅仅是环境的制约，还有尚无意识跳出狭小校园环境来进行思考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一个教师如果曾经走出学校到社会上闯荡过一段时间，他也许会对教育何为有一些更新的认识。在当下中国的教育中，因材施教根本谈不上，但在现有条件下，我始终认为有四个方面学校是可以做的：一、加强学校图书馆建设，多进一些更新更好的书；二、经常性地请各界专家到学校来做讲座；三、多开各种类型的选修课；四、加强学生社团的建设。一句话，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重视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学生发展的作用。
通过这一段时期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一些真正在关心和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教师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些误区。他们中的不少人始终从教育自由和教育公正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当然是重要的，但这也仅仅解决了教育的外部问题而已。如果说人文学者这样考虑问题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身在一线的一些教师也总是从这个角度思考教育就存在问题了。我们理应从人文思想关怀回到教育关怀；从对教育外部问题的思考回到对教育内部问题的思考上；从宏观的把握回到细节的研究；从简单的思想知识灌输走向引导学生自由思考；从主要追求自身知识思想的提升转向着眼于学生的成长，虽然教师也同时收获着自身的成长，但此时其成就感和价值已主要不体现在作为个体的知识思想成就，而体现在教育成果上，这种教育视角内涵人文思想的视角又远不止此。当然，教育内部和外部问题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外部问题解决后我们才可能有更多的进行教育探索的空间，但很大程度上，那是我们现在所无力改变的。在扎进教育内部的同时，又要不时跳出来站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教育，考量在教育内部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也是合理的吗？以此防止教育方向出现根本性的偏颇。
当然，在目前教育环境极不理想的情况下。抱着过于浪漫和理想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最好的心态是：怀抱理想，脚踏实地，协调好与领导和同事家长的关系，赢得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不仅仅是我想做什么？更应该考虑的是我在现有环境下可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要把握一个度，首先解决应试问题，立住脚，再考虑做一些能力和环境许可范围之内的事情，并寻求同道相互支持！而由于私立学校和普通学校面临的生存压力过于巨大，实际上公立名校是有理想的教师实施自己的一些想法的相对比较好的环境！
以上反思某种意义上是我对自己在三个学校的三年教书生涯，十年教育关怀的一个总结和反思，因为客观的环境以及我自身对教育的认识以及操作策略失当等原因，我在追求教育理想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我的经历和对自身教育理念和行为的反思能够对其他老师有一些有益的启示，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索尔仁尼琴：如果连不参与撒谎都不敢，那就没有希望
起初，暴政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好像挥舞着旗帜，高喊：“我是暴政。滚开，为我让路。我将捏死你们！”但是，暴政很快就会衰老，对自己失去自信，为了维持脸面，它只好找到谎言作为同盟，因为它无力将可怕的爪牙每时每刻放在每个人的肩头。它要求我们服从谎言，要求我们永久性成为谎言的一份子。这就是它所要求的全部忠诚。
要想找回我们自暴自弃的自由，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为个人绝不参与谎言。虽然谎言遮天蔽日，无处不在，但是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支持。
只要我们不合作，铁筒一般的包围圈就有一个缺口。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谎言，却是最具有毁灭性。因为只要人们不说谎，谎言就无法存在。它就像一种传染病，只活在那些愿意说谎的人身上。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胆怯的，但是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你自觉地作为一个谎言的仆人（当然，这并非由于你赞成谎言，而是由于你要养家，你不得不在谎言之中把孩子们养大），要么你就脱掉谎言的外套，变成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时代人的尊重。
从今以后，你一定要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发表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 不在私下或公开场合，以宣传、指导、教授、文艺演出的形式，自己说出或鼓动他人说出，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
不描述、培育、传播任何一个你认为是谎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绘画、雕塑、摄影、科技、或者音乐。 不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不为了个人利益或个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悦他人的话，除非你完全认同你所要引用的话，或者它确实准确反映了实情。
不参加任何违背你心意的集会或游行，也不举手赞同任何一个你不完全接受标语或口号。 不为任何一个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议而举手，不公开或秘密投票给任何一个你觉得不值得或怀疑其能力的人。
不同意被拉去参加任何一场可能强奸民意或歪曲事实的讨论会。如果听到任何一个发言者公然说谎，或者传播意识形态垃圾和无耻的洗脑宣传，你应当立即退出该会议、讲座、演出、或者电影放映场合。 不订阅或购买任何歪曲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报纸或杂志。
对于所有那些想要诚实生活的人，是没有第三条路的。要么选择真相，要么选择谎言，要么选择精神的独立，要么选择精神的奴役。 即使这样一种反抗是所有反抗中最轻微的，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对于你的肉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是对于你的灵魂，这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我们被吓破了胆，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抱怨，别人在压迫我们，是我们自己在这样做。我们只好弯下腰等着，让生物学家把我们的猴子兄弟变得更进化一些，等到那一天，它们可以读懂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和没有希望。
如果我们连不参与撒谎都不敢，那么我们就没有价值和没有希望。普希金的讽刺用在我们头上正合适：“为什么要给畜牲自由？它们一代代的命运就是套上枷锁，接受鞭挞。”
注：本文由曾生辉老师推荐，转自俊杰作文微信公众号
